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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那些业务结构风险资本消耗低的银行，分母就较小，就可以用同样的资本做更大的业务。

对于势在必行的全球货币第三次寻锚，中国如何应对、布局、参与、引领？1945年，中国参与雅尔塔会谈并签署相关协议，确保了中国的二战战胜国地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IMF重要股东。美元泛滥导致60年代开始对市场对美元信心下降，最终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开始贬值。

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出口商品，而随后将资金再回流到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被称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在4月9日CF40年会上，我发表了题为《全球货币寻锚》的主题演讲。为了向全球提供美元储备，美国必须长期保持贸易逆差。因此稳定通胀预期需要货币、财政政策并举，而考虑到欧元区货币（欧央行）和财政政策（各个国家）难以协调、以及日本已经偏高的杠杆水平，全球财政扩张的主要潜力和空间仍在来自中美两国（G2）。在此期间，美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国股市也处于稳定的上行周期中。

这次去产能是以将5大经济强国（英、美、德、日、法）中的4个夷为平地为代价完成的。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瓦解。怎么来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比如大数据、互联网，来重构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业？我在一篇研究中梳理了一下关于小微金融不同的商业模式在经济调整期遇到的挑战，其中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小微贷款的发放大部分是在经济的扩张时期，经济在扩张时盈利在好转，而在经济开始进入调整期时，就暴露了不同商业模式之间的很多缺陷。

比如上几轮的经济周期波动，1998年是一个低点，随后中国加入WTO、国企改革、国有银行改革、房地产市场启动，启动了一轮改革开放以来最长的上升周期，2007年到一个高点，2008遇到次贷危机，经济有一个陡峭的回落，2009年一季度到了阶段性低点，四万亿政策出台后，又是一个V型的反转。很高兴参加今天兴泰控股组织的这个会议，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不代表任何机构的意见。如果从细分的其他的行业来看，那些能够适应经济转型需要的新兴的产业中有的估值比内地还高，比如健康医疗、护理、互联网等新兴的行业。在宏观增长波动趋缓、趋窄的同时，不同产业、不同地区分化非常显著，从盈利能力、增长速度都可以看出，甚至包括房价都分化非常显著。

任何一个企业、一个机构的负责人，很难同时具备这么多跨学科的支持，而智库就提供了这么一个多专业的交流平台。再有一个是，产业在升级，企业出现产能过剩，需要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需要整合并购，这个时候是最需要金融服务的时候。

但在探底的过程中，2012年之后我们发现经济波动的特点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整个经济波动的波幅大幅的缩减，变成一个很窄的区间波动，季度和季度之间的宏观经济波动是在0.1-0.2个点之间。所以必须要进行全球化配置，要么在全球进行负债成本比较，看哪个更便宜，要么进行资产收益比较，看哪些投资的收益率更高。所以在这个因素的驱动下，我们看到，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的企业、居民开始逐步的进行全球化的布局，下一步会发现这种需求会增长的越来越快。兴泰智库有可能、也有能力在金融不同的细分领域建立一个专业的交流机制、交流平台。

很多优秀的企业仍选择把香港交易所作为它们很重要的上市、筹资、整合、并购的平台。第四，研究如何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来重构新的金融服务业，可能是一个中长期的课题。我们看到与会的专家有知名院校的学术带头人，有有影响力的市场机构的直接操盘高管，也有在金融机构和一线从事投资和管理的专家，这种开放性能够实现不同的金融专业经验的交流，并且对兴泰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因此，对国家部委很多政策，对一行三会的很多金融政策，我们就可以独立的提出自己的意见。

） 进入 巴曙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常态 经济转型 金融服务业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就犹如一只蚂蚁在刀锋上爬行，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入两个陷阱之一。

当前中国面临的过剩产能并不局限于钢铁、水泥、煤炭这样的传统制造业，诸如光伏、风电、造船以及部分基础设施领域均存在普遍的产能过剩，对经济的直接作用是降低企业投资回报率。只有中央政府有能力救助银行，救助的方式要么是向银行注入本金，要么帮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或是为银行资产提供担保，无论哪一种救援方式都会导致中央政府债务上升。

据估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中国企业平均投资回报率在10%以上，而目前回报率已降至5%以下，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整体投资回报率发生腰斩，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产能过剩。而中国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产库存巨大，去库存要耗费相当长一段时间。过剩产能现象之所以会发生，主要缘于全球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速与中国经济增速均开始下滑、内外需求都在萎缩。高储蓄与金融抑制环境很好地保护了企业和银行部门，这是第一个缓冲垫。第二个手段是需求管理。二、推动国内要素价格进一步市场化。

私人部门的减震器是高储蓄。今年上半年，风险进一步蔓延至信用债市场，即中国企业债市场。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储蓄下降、竞争力下降。日本80年代有两个泡沫，房市和股市，泡沫破灭之后所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同时陷入危机，以至出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

总之，我们讨论的是未来5-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危机的爆发并不可怕，但是危机爆发之后的束手无策很可怕。

二是地方债置换导致其他优质资产质量下降。在此情况下，央行必然会加以干预，央行可以通过冲销的方式防止流动性下降，而冲销未来最可能使用的工具是降准。公共部门的减震器是低水平的政府债务。自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显著攀升。

综上所述，由于三个部门的传统减震器正在失灵，未来金融风险的爆发和传递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在加大的。资本外流与公开市场干预导致外汇储备缩水，我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缩水8千亿美元左右。

中国经济在某些层面上是否具备与拉美相似的特点呢？ 现在总结一下，今天我一共讲了五个问题，来刻画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可能面临的风险。据外管局统计，自2012年2季度至2016年2季度，中国已连续九个季度出现资本外流，这一状况仍将持续下去。

请注意我所指的保增长不仅仅是指短期增长，也包括中长期增长。尽管目前中国政府债务已经开始上升，但中国政府拥有大量资产，例如，各级政府部门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而且还握有国有企业的股权，二者构成公共部门防范系统风险的缓冲垫。

对中国来讲，要做好危机预案，一旦危机爆发之后，能够秩序井然地做好调整，而且利用危机进一步倒逼国内的改革，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危机给我们造成的冲击与机遇。过去，中国更多是面临全球风险溢入的问题，而自去年汇改后，中国国内汇率变动及资本市场波动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再来谈对外部门面临的风险，对外部门指的是中国的国际收支，包括对外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去年年底，央行取消了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利率的上限，这也意味着对居民存款利率的压制被取消。

我们需要更高的资本充足率和更高的拨备覆盖率，同时要做好监管部门的预防，监管部门要留一些的政策空间来应对风险。拉美陷阱的特点是民粹主义和民主机制的结合。

因为央行有很多手法可以掩盖外汇储备的真实消耗规模，因此市场上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缩水规模可能显著高于8000亿美元。高储蓄意味着居民部门资金充裕，由于金融抑制，居民储蓄无法流向国外，因此，居民储蓄会集中于国内银行，政府可以把利率定得很低，这就给了企业部门与银行以利好。

而资本外流会导致流动性下降，流动性下降则会导致利率上升。在此过程中，债务置换计划把过去省级平台欠银行的债务变成省政府欠公众的债务。